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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责己与责人的道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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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儒家很早就提出了责己的要求。孔子认为,严己宽人,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别人宽容大度,这样的人才可以远离怨恨!圣贤区别于普通人的重要一点就是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责己的前提是不断反省与自检。看到别人的优点,应该努力学习;看到别人的缺陷,则应该反思:自己身上是否也存在着同样的毛病。君子应该慎重对待别人的过失、隐私和旧恶,不轻易揭别人的伤疤。但儒家又并没有放弃对别人的批评与指责,甚至还认为,只要是出于善良动机的批评与指责都将有利于别人改正自己的错误。对待别人,应该尽量在其所犯的错误中发现优点和长处;而对待自己,则应该努力在取得的成绩中寻找缺点与不足。但君子责人也应该讲究方式方法。为恳求对方改过向善,君子总能够友爱地进行批评与指正。君子责人绝不能走到刻薄而让人伤心、怨恨的地步,而应该首先考虑到别人的承受能力。一旦超出了别人的承受能力,则难以达到劝善的目的,甚至还会适得其反。同样,引导人向善,也应该因材施教,有所针对,而不能要求过高,超出了他的力行范围。儒家还提倡一种不责而责、无言而劝人进善的美德。自己具备了某种品格,却并不因此而苛求于别人;自己身上没有的毛病,也不批评别人身上的毛病,这也是一种不言而善的美德。

[关 键 词] 儒家  责己  责人  道德

儒家的忠恕之道是一种处理如何正确对待自己、要求自己,如何对待别人、宽容别人的伦理哲学。 “忠”,作为主体向内的求仁进路,要求人们凡是自己所欲、所立、所达的,都应该努力使别人也能够获得满足。当自己处于先进、优势境遇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别人呢?儒家要求人们,自己好了,也愿意看到别人也好;自己掌握的才能,最好别人也能够掌握,而不是恃才傲物、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人应该以自我的心情为出发点,想别人之所想,急别人之所急,忧别人之所忧,主动而积极地关心别人、爱护别人、帮助别人,而不应该只为自己打算,丝毫不顾及别人的存在。儒家的“恕”,作为主体向外的达仁进路,则要求人们“己不所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卫灵公》)。从为仁过程的行为限制方面看,凡不是自己所欲、所立、所达的,也不应该硬加给别人。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强加于别人,非仁者所为,而无异于将自家的垃圾倒在邻居的家门口。在孔子看来,能够做到“己不所欲、勿施于人”的人,就可以“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了,即带着这样的态度与别人相处,无论在内,还是在外,都不会招致什么怨言和仇恨。所以,按照忠恕之道行事、做人,不仅能够有效约束自我而宽忍他者,而且也能够有效促进人际和谐。而忠恕之道的进一步展开,则必须涉及人为什么要责己、如何责己、何以责人、如何处理好责己与责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责己为先

在道德学意义上,儒家强调忠,并不意味着可以放纵自己;强调恕,也并不意味着可以纵容别人。责己与责人是忠恕之道的应有内容。儒家思想史上,很早就提出了责己的要求。《尚书·商书·伊训》中,商汤的辅相伊尹对太甲说:“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以至于有万邦。”[①]先王成汤与别人交往,从不求全责备,但却能够始终严格约束自己,总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做得不好,所以他最终才成为一个拥有天下万方的天子。《论语·卫灵公》中,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严己宽人,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别人宽容大度,这样的人才可以远离怨恨!尽忠、行恕的对象不能混淆。北宋宰相范纯仁之为人,“性夷易宽简,不以声色加人”,在教育自家子弟时说:“吾平生所学,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尽。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亲睦宗族,未尝须臾离此也。”忠恕之道普适人间万事,受用终生。他经常告诫子孙:“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苟能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圣贤地位也。”[②]善于指责别人而短于批评自己是人的本能特性,儒家的修身理想就是要改造人的这一本能特性,通过教化而确立起不朽的人道尊严,强调圣贤区别于普通人的重要之处就在于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

而责己的前提则是不断的反省与自检。《论语·里仁》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的优点,应该努力学习;看到别人的缺陷,则应该反思一下:自己身上是否也存在着同样的毛病。只有善于自省的人,才能够进行自我批评,然后才有资格批评别人。《孟子·离娄下》说:“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别人对我蛮横无礼,我仍然应该反思自己:他怎么会用这种态度对待我呢?肯定是我还有哪里做得不够好。自反是修身之本,是求仁进德最重要的方法和路径。

《荀子·劝学》说:“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③]每天都能够多次地反思自己身上的过错与缺点,则思想认识上就很清楚,行为上也没什么过失了。张载在《正蒙·中正》中说:“过虽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讼。”[④]虽然错在别人,但君子却还应该进行严厉的自省与自责。“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尽道。”用指责别人的态度对待自己,就能够穷尽仁道了。

吕坤在《呻吟语·省察》中说:“喜来时一点检,怒来时一点检,怠惰时一点检,放肆时一点检。”人一高兴,或者,一愤怒、心志一松懈、行为一放肆,马上就犯错误。每当这一时候如果能够反省一下自己,检讨一下自己,则一定能避免许多过失的发生。“此是省察大条款。人到此,多想不起、顾不得,一错了便悔不及。”[⑤]所以人在高兴的时候、愤怒的时候、心志松懈的时候、行为放肆的时候,都应该好好问一问自己:我的言行举止是否已经背离了通常的道德规范?

洪应明的《菜根谭》要求人们做到,“我有功于人,不可念,而过则不可不念;人有恩于我,不可忘,而怨则不可不忘。”[⑥]对待别人,要念念不忘其恩情,而对待自己则应该时时反省过错。只有这样,人才能够获得进步,德性水平才能够有所提高。“人之过误宜恕,而在己则不可恕;己之困辱当忍,而在人则不可忍。”[⑦]对别人身上的毛病要尽量宽恕,对自己身上的缺点则刻不容缓地予以纠正;自己受到侮辱,似乎还可以忍耐,而当别人陷入穷困的时候,则应该努力帮助解脱。

《呻吟语·反己》说:“常看得自家未必是,他人未必非,便有长进;再看得他人皆有可取,吾身只是过多,更有长进。”认识到别人都有可学习的长处,看到自己身上还存在着许多缺点,说明你的修养已达到很高的境界了。“只竟夕点检,今日说得几句话,关系身心;行得几件事,有益世道。自慊、自愧,自恍然独觉矣!”晚上睡觉时,最好能够彻夜反省自己:今天我的哪些言行举止有益于身心健康、世道风气。这样不断反省,就会对自己的过失感到惭愧、后悔,从而能够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而不会走向错误的边缘。“人人自责自尽,不直四海无争,弥宇宙间皆太和之气矣!担当处,都要个自强不息之心;受用处,都要个有余不尽之意。 ”[⑧]每个人都能够自我督察,反思内省,则天下没有纷争,宇宙则充满和顺气息。对于自己所承担的事情,应该自强不息,努力完成;而对于自己所能够享受的服务,则应该留有余地,适可而止。南宋袁采的《袁氏世范·处己》说:“人之处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往年之未有知识,其贤德之进,所谓长日加益,而人不自知也。”悔恨胜于趾高气扬的得意,悔恨是进步的表现。因为在悔恨中,人们已经认识自己的错误所在了。人的一生中,如果能做到每天都有所后悔,则必然大有长进。而悔恨又落实在自反上。能够自反的人,他的德性也必然在不自不觉中与日俱增。

二、称人之善

在责己与责人之间,儒家内部也有分别,有的人要求只责己而不责人,有的人则强调应该多责己而少责人;有的人主张可以指责别人,有的人则不愿意指责别人。但从总体倾向上看,多数儒家学者都坚持,尽量称赏别人的优点与好处,而不愿意多指责别人的错误和缺点。即便在孔子那里,责人与否也有立场变化。《论语·颜渊》中,孔子说:“攻其恶,无攻人之恶”。君子只善于攻击自己的过失,而不攻击别人的过失。但在《论语·卫灵公》中,孔子又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奉劝人们不要按照自己的能力去要求别人,但孔子并没有说不应该指责别人,只是相对于责己而言,应该尽量少地、温和地批评别人。儒家并没有放弃对别人的批评与指责,甚至还认为,只要是出于善良动机的批评与指责都将有利于别人改正自己的错误。

但《礼记·坊记》似乎就不主张责人,而只强调责己,更愿意把善事、好事让给别人,而把过失、错误留给自己。“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民不争。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怨益亡。”又,“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民让善。”“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忠。”“善则称亲,过则称己,则民作孝。”[⑨]有好事就归功于别人,有过错就归咎于自己,这样人们就不会争执,怨仇就会日益减少,人们就会对君王怀有忠的态度,对父母亲长也能够尽到孝心。洪应明在《菜根谭》中指出:“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阴私,不念人旧恶,三者可以养德,亦可以远害。”[⑩]君子应该慎重对待别人的过失、隐私和旧恶,从不轻易去揭别人的伤疤与痛楚。

吕坤在《呻吟语·补遗》中说:“称人一善,我有一善,又何妒焉?称人一恶,我有一恶,又何毁焉?”[11]称赏别人的优点,于是我也就积了一点美德,所以又何必嫉妒别人的优点呢?!宣传别人的缺点,也就等于增加了自己的一份恶行,所以我又何必诋毁别人的缺点呢?!于是,君子似乎应该尽量称赏别人,学会表扬别人,鼓励别人。同样,贾木斋在《弟子规》中也奉劝人们:“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愈思勉。扬人恶,即是恶。疾之甚,祸且作。”君子只道人善,而背后说人坏话、传人之非的人,自己也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与人交往,常常会祸从口出,所以说话一定要慎之又慎,少说为佳,完全有必要保持有限度的沉默,免开尊口一定少惹是非。

吕坤说:“平日不遇事时,尽算好人。一遇个小小题目,便考出本态。假遇著难者、大者,知成是什么人?所以,古人不可轻易笑,恐我当此,未便在渠上也。”[12]有的人,平时没有事情的时候,还算得上是一个好人,但一旦遇到一点点小问题,马上就暴露出道德修养上的缺陷。假如遇到更难、更大的问题,谁知道会是怎样一副嘴脸呢?!所以,不应该轻易嘲笑前人,如果让你自己处在前人的境遇里,你未必会比他们做得更好。“事不到手,责人尽易。待君到手时,事事努力,不轻放过,便好。只任哓哓责人,他日纵无可叹恨,今日亦浮薄子也。”[13]没有遇到事情的时候,指责别人总是非常容易的。等到事情落在自己头上,如果能够竭尽全力、认真去做也就罢了。但如果只知道喋喋不休地指责别人,即使将来不后悔痛恨,眼下也已经暴露出轻浮、浅薄、尖刻的大毛病了。所以,君子责己,小人责人。君子反思自己,小人则容易怨天尤人,牢骚满腹。实际上,在任何时候,怨恨人不如怨恨自己,求人不如求自己。

自古及今,没有行为上百分之百符合道德的完人、全人,所以就不应该多责备别人。对自己苛刻是应该的,但不能对别人苛刻。《礼记·表记》说:“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14]不能因为自己有某方面的能力与特长就批评别人没有,也不因为别人不如自己就讥笑他们。强人所难,本身就不人道。羞辱别人的能力与欠缺,无异于刁难和挖苦别人。所以,王通《中说·魏相》说:“君子不责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15]君子为人,从不抱怨别人能力的欠缺,更不因此而讥讽、嘲笑别人。

三、如何责己与责人

但问题是,如果仅仅强调责己而不责人,那么,人世间就不会有争议与争论,大家都闷在肚子里,德性真理又将何以产生呢?同时,仅有责己而不责人,别人又怎么知道并改正自己的错误呢?所以,儒家队伍中,责己又责人的主张,也不无道理。指出并批评别人的错误,及时帮助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也属于应当,在可以然的范围之内。朱熹说:“自有《六经》以来,不曾说:不责人是恕。若《中庸》,也只是说‘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而已,何尝说不责人?!不成只取我好,别人不好,更不管他?!”[16]千万不能将恕人之道仅仅理解为不责人的谦谦君子与好好先生。纵容或放任别人犯错误,让其一错再错,越陷越深,这显然已背离了仁道精神,根本不是宽容,也不符合忠恕的原则。

那么,责己、责人分别用什么样的标准呢?《吕氏春秋·离俗览·举难》说:“故君子责人则以仁,自责则以义。责人以仁则易足,易足则得人;自责以义则难为非,难为非则行饰;故任天地而有余。”[17]批评自己应该以义为标准,这样就很难做出不善的事,自己的行为举止就会非常谨饬、慎重;而批评别人则应该以仁为胸怀,这样别人就会很满意,而取得别人的满意也就能赢得人心。但人的毛病往往在于,责备别人的时候,什么道理都知道;而当自我反省、尤其是在实践操作的时候,则什么道理都忘记了。《王阳明全集·卷十七·南赣乡约》说:“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责己则昏。”对别人是一套,对自己则是另外一套。“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毋自恃为良民而不修其身,尔一念而恶,即恶人矣!人之善恶,由于一念之间”[18]。实际上,善恶只在一念虑之间,不把自己的仁心良知修炼好,就开始社会交往,则很容易伤害别人。

洪应明在《菜根谭》中指出:“责人者,原无过于有过之中,则情平;责己者,求有过于无过之内,则德进。”[19]对待别人,应该尽量在其所犯的错误中发现优点和长处;而对待自己,则应该努力在取得的成绩中寻找缺点与不足。这样才能够平和性情,增进德业。清代石成金在《传家宝》中说:“以爱妻之心爱亲,则大孝;以保家之心保国,则尽忠。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寡过;以恕己之心恕人,则全交。”[20]大凡人都有爱妻、保家、责人、恕己的心意,如果能够以这样的心情去爱亲、保国、责己、恕人,那么,则一定可以尽大孝、尽大忠、少犯错误而与人为善。而这恰恰才是君子之所为。

责己的目的在于改过自新。而从方法进路上看,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寡过。面对错误与过失,人们首先应该采取一种积极、正确、健康的态度。王阳明说:“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21]人都有错,谁能无过呢?圣贤也是人,只要吃食五谷杂粮,肯定就会有过错。但相对于普通人,圣贤的一个大不同之处则在于,圣贤犯错误,能改正,而普通人则不能。有过错却不思悔改,则必然导致更大的过错。孟子就曾批评过那种有错不改、将错就错的小人,“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孟子·公孙丑下》)。孔子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贤人颜回曾经犯过错误,这非常正常,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从“不贰过 ”(《论语·雍也》),颜回善于发现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绝不再犯第二次。孔子要求人们“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有过错,不要羞于改正。改正错误一向是需要毅力和勇气的。《颜元集·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卜言》说:“吾人迁善改过,无论大小,皆须以全副力量赴之。”[22]改正错误也需要真心诚意,既然是错误,就应该全面彻底纠正过来,不能羞羞答答、手下留情而余下后遗症。

《朱舜水集·杂著·恕》说:“藏身以恕,终身可行;任情自恕,安肆日偷。均是圣贤之道,一转移间,遂分‘克念’、‘罔念’之关。学者果能严于攻己,又能恕以及物,为仁之道,其在是乎?”[23]用恕道来收敛自身,是一种终身可行的修身方法。用自我宽恕的方式放纵自己的欲望,就会肆无忌惮,苟且偷生。仁道圣德只在转眼之间就分出“克念”与“罔念”。所谓“克念”是指自我克制的念头,而所谓“罔念”则是指不正直、不正当的念头。修习仁道的人应该既严格要求自己,近乎攻击、责难自己;而又能够对他人、别物予以宽恕。

责己的要害在于对人心欲望的制服。儒家首先要求制欲,即限制和约束自己的本能冲动和原始欲望。儒家承认并允许人有欲望,朱熹说:“饮食男女,固出于性”,但“性之不止于食色,其有以察之矣!”[24]所以并不主张绝欲、灭欲,而强调以道德理性和仁心自觉引导本能、约束欲望。“人欲也未便是不好,谓之危者,危险,欲堕、未堕之间,若无道心以御之,则一向入于邪恶,又不止于危也。”[25]欲的存在始终是具有正当性的,它能够维持人自身的生命延续。凡是属于正常的生理需要,都应该得到满足。肉体存在也是合理的,人不可能消灭自己。但如果只满足于此,则与动物没有任何差别。人之为人还有更深层的内容。人有礼、有义,人还需要在人际之间成就出自己的价值。所以必须积极涵养,使情欲合理、有则;有序引导,而不使乱发。儒家修身的重要目的就在于自觉培育道德理性,约束人的动物性,而使自己的本能欲望能够听命于道德自觉。

《菜根谭》说:“无风月花柳,不成造化;无情欲嗜好,不成心体。只以我转物,不以物役我,则嗜欲莫非天机,尘情即是理境矣!”[26]饮食男女是人的情欲本能,不可灭绝,属于人的动物性内容,支撑着人的肉体生存。但人之为人又必须对之进行有效的控制与调节,而不能反被其左右,而陷入纯粹的物性存在。人生一世,能够融天理与人欲为一体。即情即性,即性即情是人之为人的最高境界。“己之情欲不可纵,当用逆之之法以制之,其道只在一‘忍’字;人之情欲不可拂,当用顺之之法以调之,其道只在一‘恕’字。”[27]情虽非理,欲虽不礼,但均可以被教化、改造而趋近于理、礼,进而纳入正常、人性的轨道。不同于佛家,儒家承认并许可情欲的存在,但始终强调应当对之实行必要的限制与调节,不可纵任、放肆而败坏礼法纲纪。而限制与调节的长效手段则在于始终保持一颗警惕的心,“耳目见闻为外贼,情欲意识为内贼。只是主人公惺惺不昧,独坐中堂,贼便化为家人矣!”[28]人如果永远处于高度的道德自觉境地,则百害不侵。

所以,儒家又始终强调以理正欲、以理克欲。实际上,理与欲并不对立,理可以与欲水乳交融,理的发生本身就被于所推动,因而也是欲的产物。儒家实践的工夫强调守诚、持敬,发明本心,培养正气,用道德理性对自然情欲进行自我认识、自我辨析,以达到自我调控、自我监督的目的。正欲、克欲只是以天理压制那些非分的欲望。而最终则达到以理制欲、以理节欲的境界。儒家在天理的指导下,使人欲获得合理的满足。没有人欲也不行,关键是在天理与人欲之间寻求一个合理的张力。

实际上,儒家责己、克己的观念并不应该直接导致天理、人欲的截然对立。这从儒家内部对只任于天理而灭绝人欲的批判中可以获得证明。戴震常以对天理、人欲对立的竭力批判而著称。《孟子字义疏证·理》说:“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穷,非不可有;有而节之,使无过情,无不及情,可谓之非天理乎?”[29]但又反对一味的纵欲放荡。“若任其自然而流于失,转丧其自然,而非自然也;故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30]道德理性是自然欲望之中的必然之则,以理制欲,并不是消灭欲望,而是在理的统摄下,达情遂欲,使人的欲望都获得正当、合理、充分的满足。于是,理欲之间则应该始终维持这样一个张力:“节而不过,则依乎天理;非以天理为正,人欲为邪也。”[31]

四、不责而责

责人是必要的,但君子责人也应该讲究方法。孔子说:“朋友切切、偲偲”(《论语·子路》)。为恳求对方改过向善,君子总能够友爱地进行批评与指正。道德真理面前,朋友之间既要有所切磋,而又能和悦相处。韩愈在《原毁》中指出:“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32]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这样就不会使自己松懈散漫,麻痹大意了;对别人的要求则应该相对宽松,这样就能够与人为善,和谐交往。石成金在《传家宝》一书中说:“攻人之恶毋太严,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过高,当令其可从。”指出别人的缺点,攻击别人的错误,应该首先考虑一下别人的承受能力。一旦超出了别人的承受能力,则难以达到劝善的目的,甚至还会适得其反。同样,引导人向善,也应该因材施教,有所针对,而不能要求过高,超出了他所能执行的范围。

君子责人绝不能走到刻薄而让人伤心、怨恨的地步。吕坤在《呻吟语·慎言》中说:“责人到闭口卷舌、面赤背汗,犹刺刺不已,岂不快心!然,浅隘、刻薄甚矣!故君子攻人,不得过七分,须含蓄以养人之愧,令其自新,则可。”[33]不留情面地责备别人,直到对方哑口无言、面红耳赤,无地自容,仍还喋喋不休,这样做尽管能够满足一时的痛快,其实也暴露了批评者自己心地狭窄、为人刻薄的一面。所以,君子攻击别人特别注意把握分寸,决不超过七分火候,以便留有余地,使对方感到惭愧,良心发现,从而改过自新。批评别人,以不激起对方的仇恨为边际和极限。指出、批评别人的缺点,并不应该借以显示自己的高明,而应该从善意出发,治病救人。所以君子责人从不以一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姿态出现在别人面前,而始终让别人感到你是在尊重他、关心他、爱护他、帮助他,而不是嘲弄他、讽刺他、挖苦他而蓄意把他踩在脚下。责人太盛,容易让人产生反感,甚至铤而走险。那么,是不是就不要穷打落水狗了呢?要的。因为落水狗是敌人,不在仁爱范围之内,则理应置之于死地。

儒家甚至还提倡一种不责而责、无言而劝人进善的美德。《礼记·大学》说:“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34]君子自己具备的,而后才要求别人做到。自己不沾染的,然后才禁止别人。自己没有忠恕之心,却教育别人励行忠恕,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但吕坤在《呻吟语·修身》中更进一步地指出:“‘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固是藏身之恕;有诸己而不求诸人,无诸己而不非诸人,亦是无言之感。《大学》为居上者言,若是君子守身之常法,则余言亦蓄德之道也。”[35]为《大学》所主张的“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尽管是一种藏身之恕,但是,自己具备了某种品格,却并不因此而苛求于别人;自己身上没有的毛病,也不枉自批评别人,这也应该是一种不言而善的美德。

《论语·卫灵公》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自己身上所具备的美德,然后才能够要求别人也同样具备;自己身上没有的缺点,然后才能够去批评别人,这固然是保全自己免遭别人怨恨的基本方法。但是,并不要求别人跟自己一样具备美德,也不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去批评别人的错误,到了这种程度则更能够让人发出无声的钦佩与感动。《大学》中所说的这句话是为居于上位的君子进言的,但如果这对君子是修身处世的基本法则,那么其余的话便应该是培养道德的基本方法了。

然而,仅有责人还远远不能解决全部的道德问题。在儒家,比责人更高明的方法则是积极感化别人,正确引导,提前防止他们犯错误。发怒不如说教,说教不如感化。[36]“智慧长于精神,精神生于喜悦。故责人者与其怒之也,不若教之;与其教之也,不若化之,从容宽大,谅其所不能,而容其所不及,恕其所不知,而体其所不欲。随事讲说,随时开谕。彼乐接引之诚,而喜于所好,感督责之宽,而愧其不材。人非草石,无不长进,故曰:‘敬敷五教在宽’[37],又曰:‘善诱人’[38]。今也不令而责之豫,不明而责之喻,未及令人,先怀怒意,挺诟恣加,既罪矣而不详其故。是两相仇、两相苦也。为人上者,切宜戒之。”[39]人的智慧来自于精神振奋,而精神振奋又来自于心情的喜悦。所以喜欢责备别人的人,与其发怒生气,还不如给予教诲;而与其教诲别人,还不如通过自己的行动去感化别人。以宽让、温和的态度,原谅别人能力上的不足,容忍别人尚没有达到道德的要求,宽恕别人的无知,理解别人所不愿意做的事情。针对每一件小事而进行必要的讲解,随时随地进行开导与规劝。对方一定会被你的真心诚意所打动,自然也会喜欢自己所干的事情,感激你的宽厚,于是便会怨恨自己过去不争气。人不是草木瓦石,只要能够改正,时间久了,自然就会有所长进。所以,《尚书》提出施行五种教化重在宽厚,《论语》中孔子对弟子能够做到循循善诱。但如今,许多人没有下达命令给别人,就要求别人预先有所行动;自己表达不清楚,却要求别人弄明白。还没有指派别人,就先发怒,随意指责别人,怪罪别人却不清楚别人犯了什么错误。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双方积怨越来越深,彼此都会受到很大的伤害。特别是那些居处尊位的人,应该尽量避免发生类似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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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尚书·商书·伊训》,见黄怀信《尚书注训》,第125页,齐鲁书社,2002年,济南。

[②]《宋史·卷三百一十四·列传第七十三·范纯仁》,第10293页,中华书局,1977年,北京。

[③]《荀子·劝学》,见《百子全书》,第一册,第132页,岳麓书社,1993年,长沙。

[④] 张载:《张子正蒙·中正篇》,第1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⑤] 吕坤:《呻吟语·省察》,第96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西安。

[⑥] 洪应明:《菜根谭·概论·二四五》,见王同策《菜根谭注释》,第8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杭州。

[⑦] 洪应明:《菜根谭·概论·三三四》,见王同策《菜根谭注释》,第11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杭州。

[⑧] 吕坤:《呻吟语·反己》,第107、108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西安。

[⑨]《礼记·坊记》,第489页,岳麓书社,1989年,长沙。

[⑩] 洪应明:《菜根谭·概论·二九二》,见王同策《菜根谭注释》,第97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杭州。

[11] 吕坤:《呻吟语·补遗》,第197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西安。

[12] 吕坤:《呻吟语·补遗》,第205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西安。

[13] 吕坤:《呻吟语·补遗》,第208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西安。

[14]《礼记·表记》,第504页,岳麓书社,1989年,长沙。

[15] 王通:《中说·魏相》,见《百子全书》,第一册,第968页,岳麓书社,1993年,长沙。

[16] 朱熹:《朱子语类·卷第二十七·论语·里仁篇下》,第一册,第629页,岳麓书社,1997年,长沙。

[17]《吕氏春秋·离俗览·举难》,第180页,岳麓书社,1988年,长沙。

[18]《王阳明全集·卷十七·南赣乡约》,第60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9] 洪应明:《菜根谭·续编·六八》,见王同策《菜根谭注释》,第15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杭州。

[20] 石成金:《传家宝·卷三三·群珠·四心》,第793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21]《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教条示龙场诸生·改过》,第9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22]《颜元集·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卜言》,第630页,中华书局,1987年,北京。

[23]《朱舜水集·卷十七·杂著·恕》,第499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

[24] 朱熹:《四书或问·孟子或问·卷十一》,第4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上海。

[25] 朱熹:《朱子语类·卷第七十八·尚书一·大禹谟》,第三册,第1805页,岳麓书社,1997年,长沙。

[26] 洪应明:《菜根谭·续编·一四0》,见王同策《菜根谭注释》,第184、18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杭州。

[27] 洪应明:《菜根谭·应酬·一六》,见王同策《菜根谭注释》,第1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杭州。

[28] 洪应明:《菜根谭·概论·二六八》,见王同策《菜根谭注释》,第9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杭州。

[29]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第11页,中华书局,1961年,北京。

[30]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第19页,中华书局,1961年,北京。

[31]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第11页,中华书局,1961年,北京。

[32] 韩愈:《原毁》,见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第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33] 吕坤:《呻吟语·慎言》,第104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西安。

[34]《礼记·大学》,第533页,岳麓书社,1989年,长沙。

[35] 吕坤:《呻吟语·修身》,第94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西安。

[36] 为《忍经》所记载的“认猪不争”、“拔藩益地”两则故事很能够说明君子高风亮节的感化力量。“曹节,素仁厚。邻人有失猪者,与节猪相似,诣门认之,节不与争。后所失猪自还,邻人大惭,送所认猪,并谢。节笑而受之。”又,“陈嚣与民纪伯为邻,伯夜窃藩嚣地自益。嚣见之,伺伯去后,密拔其藩一丈,以地益伯。伯觉之,惭惶,自还所侵,又却一丈。太守周府君高嚣德义,刻石旌表其闾,号曰‘义里’。”见吴亮《忍经》,第20、21、41页,远方出版社,2004年,呼和浩特。

[37] 指《尚书·虞书·舜典》所说的:“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而所谓“五教”则指五品之教化,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38] 即《论语·子罕》中,颜渊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

[39] 吕坤:《呻吟语·教化》,第172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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