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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达雅特创作主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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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伊朗现代作家赫达雅特生存于西方进行世界性扩张,东、西文化剧烈冲突的时代,他的创作渗透着民族危机意识和悲愤的情感体验。《爱国志士》和《哈吉老爷》揭露现实的虚假和丑恶,塑造了一批在爱国面具下隐藏着极端自私自利本性的假“爱国者”;《伊斯法罕半天下》通过古与今、现实与想象、自然与社会的对比,颂扬民族传统,追寻民族文化之根;《盲枭》则表达了对民族文化衰落的无尽悲伤。赫达雅特的创作主题源于伊朗民族传统的浸润和现实社会主流价值与其价值取向的尖锐冲突,但体现了一个民族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良知。 
  关键词:赫达雅特 创作主题 民族传统 悲情体验 社会良知 
   
  现代东方作家,生存在东、西文化剧烈冲撞的夹缝当中。具有社会良心和历史责任感的作家,都满怀忧伤和悲愤。面对西方列强政治上的殖民统治、经济上的残酷掠夺和文化上的渗透扩张,他们感到民族存亡的危机,试图以文学为武器,唤起民众的觉醒和民族感情。然而,他们又往往敏锐地感受到西方大潮的巨大力量,为民族传统的衰落而悲伤。伊朗现代作家萨迪克·赫达雅特(1903-1951)就是一位典型的现代东方作家。他的作品不多,只有几十篇中短篇小说、三个剧本,还有一些游记、杂文之类的文字,但他的作品中却渗透着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和悲愤的情感体验。本文从他的几篇代表性作品人手,分析赫达雅特创作中的基本主题。 
   
  《爱国志士》、《哈吉老爷》:如此爱国 
   
  《爱国志士》是赫达雅特的一个著名短篇小说。叙述74岁的学界权威赛伊得·纳斯罗拉奉命出使印度,这是老学者首次远行。他航行在海上,异常恐惧,感到随时都有葬身大海的危险。由于不懂英语,不能按“旅客安全须知”上的说明正确使用救生圈,在恐慌中被救生圈卡住喉咙勒死了。两个月后,国家为他竖起了纪念碑和塑像,教育部长哽咽着报告死者的事迹,称他为“爱国志士”,青少年听众为之异常感动和悲伤。这是一位什么样的“爱国志士”?教育部在报告中给了他很高的评价:“他在为祖国效劳的途中表现了举世无比的、奋不顾身的大无畏精神,并且坚持到最后光荣殉难。……我们应该以我国出了这样一位爱国志士而引以为无上光荣”(赫达雅特,《赫达雅特小说选》57)。但小说中的赛伊得·纳斯罗拉却恰好相反,他胆小怯懦、贪生怕死、贪婪吝啬、虚伪狭隘。 
  赛伊得贪图生活的悠闲,认为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莫过于个人安逸的生活,迫不得已他才接受了出使印度的使命,但一想到远行印度的情景,他就“立刻恐惧不安,脑袋发晕,连脚底下的土地也旋转起来了”(赫达雅特,《赫达雅特小说选》36)。只是因为出使期间能拿到双份薪金和其他补助津贴,才使他决定去冒一下险。但他却堂而皇之地说:“为了亲爱的祖国,非去不可!”(赫达雅特,《赫达雅特小说选》37)离开安乐小窝,奔波劳顿、孤陋寡闻带来的身心疲惫、心理恐惧使他痛苦不堪。轮船行驶在海上,他感受到了大海的威胁。他战战兢兢地从甲板上看海,“碧蓝碧蓝的海水,一刹那成了一片黑水。赛伊得·纳斯罗拉恍惚觉得这些海浪像是一些痛苦万状的爬虫,在颤抖着,在蠕动着;由于剧痛和愤恨,它们恼羞成怒地到处乱叫,打算在一眨眼之间把成百艘大船连同旅客一起埋葬在大海,……他对大自然盲目的威力感到不可名状的恐怖。特别是他知道,在这片汪洋大海里该有多少渴望着吸引着他鲜血的猛鱼海兽”(赫达雅特,《赫达雅特小说选》50)。他坐卧不安,各种凶险的幻象纷至沓来,结果慌乱之中被救生圈勒死。在赛伊得·纳斯罗拉接受使命和出使航行的整个过程中,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民族利益和国家尊严,只有对个人利益的计算和对个人安危的恐惧。 
  像赛伊得这样的“爱国志士’’不是个别人,赫达雅特在小说中独具匠心地以赛伊得在途中的怨愤揭露了这一点。赛伊得在一种随时担心会死去的恐惧和怨愤中放弃了平日的虚伪,他真实地揭露了当时的现实。他认为,教育部长哈基木一巴什一普尔口口声声“国家使命”、“民族大业”,实际上却是在以“祖国”的名义捞取自己的政治资本;他不学无术,却善于钻营;身为犹太人,却为了美国文凭加入基督教;在国内,伊斯兰有势力,他又拼命讨好之。他派遣赛伊德出使印度,真实目的是为了在海外宣传其功绩。还有部长手下得势的“少年派”,“这些人是部长大臣的台柱,而且他们总是互相吹捧,借着留学深造之名,实际上却利用人民的血汗在欧洲厮混逍遥!”(赫达雅特,《赫达雅特小说选》44)那些留学欧洲的“进步派”和“保守派”,其实“都是一丘之貉,只是名称不同罢了”(赫达雅特,《赫达雅特小说选》45)。他们出国留学,就是想弄个博士头衔回来哄骗老百姓,“那些人真正的愿望,只不过是满足肚皮的需要和卑鄙的个人肉欲!那些人痴想着的,也只是三层楼住宅、私人小汽车和奉命出国罢了”(赫达雅特,《赫达雅特小说选》46)。在激愤当中,赛伊德甚至把矛头指向了当朝国王,他本想写篇到达印度后的演说稿,却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朕即国家!”我的目的——就是要替我们那位借助于吸血器来吸收人民骨血的伟大的执政者进行宣传。普及教育的目的——根本不教人民认字读书,而是只要人们能看懂报纸上对他本人,以及哈基木一巴什一普尔的赞扬,人人像报纸上所教导的那样去说话和思考,人人忘掉了古老的文学语言——最崇高的波斯语言!这是阿拉伯人和蒙古人从来没有完成的事业!……一切——都是空想,一切——都是谎言!他把个人利益说成是祖国的神圣利益!(赫达雅特,《赫达雅特小说选》54) 
  赫达雅特描绘了从国王、部长到学术权威、政治精英们的“爱国”。“祖国”和“民族”只是他们谋取私利的“招牌”,他们心目中根本就没有祖国、民族的位置。 
  《哈吉老爷》是赫达雅特1945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小说刻画的哈吉老爷是商人兼政客,他常以“民族灵魂”自居,以“爱国”面目出现,凭借手中的金钱实力,与政府上层和外国要人交往密切,竞选议员,挤进政界,妄想有朝一日当上首相。赫达雅特以深刻犀利的讽刺笔调,揭露了哈吉老爷与《爱国志士》中的赛伊德同样的丑恶嘴脸:在“爱国”的面具下隐藏着的是一幅极端自私自利的真实面目。见风使舵以获取个人的最大利益是哈吉老爷的本质特征。他不仅在商场上如此,在政治生活中也有充分表现。二次世界大战前,礼萨·汗出于现代化改革需要,为维护伊朗的主权和独立,结束近代以来俄国和英国在伊朗的殖民统治,实行了引进第三国势力的外交路线,大力发展与德国的合作关系。德国后来发展为法西斯主义。1941年8月,苏、英军队同时开进伊朗,9月,礼萨·汗逊位。原来亲德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迫于国内外压力改变了自己的腔调,转而投靠英美帝国主义。哈吉原是一个狂热的亲德分子,这时候他摇身一变,宣称自己本来就是坚定的民主派,自由爱好者,是礼萨·汗专制主义的死敌。他举杯祝贺盟国的胜利,激烈地谴责上届政府,利用假阿訇身份分发枪支,制造部族冲突。由此可见,哈吉老爷根本没有自己的民族立场,他的爱国是假,以政治投机捞取资本是真。其实,比起民族、国家来,他珍爱的是钱。钱才是他的心肝宝贝,灵丹妙 
药,是他欢乐的源泉和恐惧的根源以及生活的唯一寄托。一提到钱,一听到金钱的叮当响声,一伸手数钱,哈吉的心儿就像花蕾一样绽放,全身顿时一阵酥软。他对儿子说:“你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了钱,光荣呀,信任呀,高尚呀,尊严以及名誉呀等等,你也统统都有啦。……你只要有钱,不论在阳间冥府总是当太上皇。将来你要是有非常多的钱,你就可以到圣地去朝拜;人们到处用笑脸逢迎你,器重你,尊敬你,要是高兴的话,你还可以把鼓挂在国王的鬍髭上敲哩。总之,有钱的人就有了一切,没有钱的人就一无所有”(赫达雅特,《赫达雅特小说选》202)。这段自白充分暴露了哈吉老爷极端的利己主义和狂热的拜金主义思想。这种自我至上和金钱至上的信念,与“爱国”是水火不相容的。 
   
  《伊斯法罕半天下》:令人自豪的民族传统 
   
  《伊斯法罕半天下》是赫达雅特的长篇游记,描述他在一次假期中四天远游伊斯法罕的见闻和感受。在伊斯法罕,他游览了恰哈尔巴格林荫道、肖塞却什米大桥、契赫尔苏通宫殿、梅达尼沙赫广场、阿里-卡波宫、甲米清真寺、伊玛姆-扎杰-伊斯曼尔陵墓、摆晃塔、袄教徒之山等15处名胜古迹。这篇游记交织穿插了对历史传说、现实场景和自然风光的描绘,将叙述、描写、抒情熔于一炉,展示了伊斯法罕这座文化名城的历史厚重与沧桑,渗透着作者的民族自豪感与危机意识。 
  “伊斯法罕是伊朗一座越千年历史的古城,‘伊斯法罕半天下’是伊朗人在16-17世纪对这座古老城市光辉历史的描绘”(邢秉顺107)。这座古城依山傍水、自然风光秀丽,又有浓厚的民族文化内涵,萨珊王朝(224-651年)时就已是著名城市,之后历经战火浩劫,先后被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阿富汗人占领,到萨法维王朝(1502—1736年)时成为都城,修建了宫殿、清真寺和许多公共设施,不仅恢复了昔日风采,而且更加壮美。赫达雅特在游记开篇谈到游历伊斯法罕的原因时满怀深情地写道:“伊斯法罕的清真寺、大桥、圆屋顶、高塔、瓷砖、卡拉姆卡尔布,直到今日还没有失去他们的雄姿和光彩。这座工艺大师辈出的城市,在赛菲维特王朝时期,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如今依然享有历史上的盛名”(赫达雅特,《赫达雅特小说选》108)。赫达雅特在观赏名胜古迹的过程中,经常情不自禁的对几百年前民族祖先的创造力表示由衷的赞叹。参观契尔苏通宫殿,看到精美的壁画,他想到:“它的壁画具有世间罕有的美丽,精巧雅致与丰富多彩的特色。……虽然已经过去了三百年,但艺术家笔下描绘的作品,至今依然给我们表达出陶醉在柔情甜梦里的画家的情愫。这说明了那个时代文化的伟大气魄”(赫达雅特,《赫达雅特小说选》124-125)。看到沙和清真寺的瓷砖彩画,赫达雅特感叹:“多么伟大壮丽啊!人在他面前禁不住惊叹、发怔。仿佛在阿拉伯统治期间受压迫的伊朗艺术大师们,在赛菲维特时期再世复活,又意气风发,神采奕奕,创造了人们很难想象得到的伟大事迹”(赫达雅特:《赫达雅特小说选》129)。然而,赫达赫特赞美的只是过去的伟大时代和艺术,对于当今的现实社会,它是否定的。游记中往往把自然与社会、传统与现实两两对照,赞美自然的旖旎和传统的伟大,揭露现实社会的黑暗和丑恶。 
  作品中的自然描写虽然很少长篇大论,但简洁的文句中渗透着作者的挚爱之情。如柔风轻拂的美妙夜晚,滔滔不绝的扎扬杰鲁特河水、绿水盈盈的水池,月光辉照下朦朦胧胧的城市,郊区广袤的田野、青翠葱绿的耕地、雪白如银的罂粟花等。但只要涉及到社会人事,便令作者感到失望。同行游历的地主老爷傲慢骄矜、夸夸其谈,带来一路的不愉快;各处珍贵的壁画,都遭到人为破坏,在画上胡乱涂写,留名纪念;一些瓷砖彩画被盗卖一空;阿里一卡波里宫一些壁画被烟火熏黑,或者残破不堪;有人把惊世的雕刻艺术杰作剥下来当作引火劈柴等等。更让赫达雅特伤感的是,如此壮丽、辉煌的伊斯法罕,却成了大烟、酗酒和梅毒的天下。作家满腔悲愤地写道:“伊斯法罕骇人听闻的穷根,就是大烟、酗酒和疾病,必须跟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神学的强大势力千方百计地阻碍着渴求进步的青年们的发展,并且在人民中间培植着一种自趋灭亡的情绪”(赫达雅特,《赫达雅特小说选》123)。 
  更令赫达雅特不安的是,随着西方文化的侵入,民族传统与西方文化碰撞而发生了变异,产生出了一种杂糅、混合的东西。赫达雅特漫步扎扬杰鲁特河岸,意外地看到河岸两旁的石头上、沙地上晾晒着漂洗后的卡拉姆卡尔布,上面印染的莪默·伽亚谟画像十分丑陋,蕾莉和马季农也只剩下大肚皮和干瘪的两条腿,完全没法和古典诗人精心刻画的艺术形象相比。赫达雅特感叹:“这既不是新的艺术,也不是旧的艺术,已不是伊朗风格,也不是欧洲风格。……我真不明白,既然在伊斯法罕齐赫尔苏通、阿里一卡波宫殿,以及其他地方还保存着赛菲维特时代壁画的优美形象,为什么还要这样地刻意模仿欧洲艺术呢”(赫达雅特,《赫达雅特小说选》120)。这不仅使民族传统日趋衰落,而且是对艺术的亵渎。 
  这种令人不安的情况在建筑领域也有表现。“目前建筑师们看来好像已经失去了提高艺术的情趣和鉴赏力。虽然他们的才干还大有施展的余地,但他们建造的房屋,却是非伊朗的风格,又非欧洲的风格,他们的建筑物每个部分都有着各自不同的风格。比方说,柱子是希腊式的,拱形是伊朗的,而窗子却是英国式的。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仿佛建筑物的每个部分要各自独立,需要人们伸出双手来抱住,房屋才不至于东塌西倒,四分五裂”(赫达雅特,《赫达雅特小说选》129-130)。这样的机械组合,当然不是艺术创造,是丢弃民族传统艺术的精华,是创造力衰退的体现。这是赫达雅特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形。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冲击来势汹涌,传统伊朗民族文化正面临空前危机,看到这种模仿拼凑的畸形文化物象,赫达雅特很忧虑,他为民族文化传统的衰落异变而忧伤。 
  伊朗文明有几千年历史,阿齐美尼德王朝时期的波斯帝国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与强大的希腊抗衡。萨珊王朝是伊朗古代文明的顶峰,随后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入侵,但事实上在伊朗本土,是高度发达的伊朗文化同化了入侵者的文化,伊朗文明的民族之根一直源源相续,在萨法维王朝时期再次获得繁荣,伊斯法罕的文化名胜是最好的见证。但在赫达雅特心目中,伊朗民族的文化之根,是阿拉伯之前的波斯文化。袄教徒之山是赫达雅特游览的最后一站,它距伊斯法罕有十三、四公里,这是一座圆锥体的山丘,建筑物早已被毁,只剩下断垣残壁,但赫达雅特是以朝圣般的心情观赏遗址。他这样写下他的感想:“袄教徒之山,早先很是巍峨壮观。火神庙四周不设围墙,如同清真寺、教堂一样。它根本不必避人。这个地方就像火一样纯洁,而永恒之火——就是纯净和美丽的象征。火焰腾腾升上天空,在昏黑的漫漫长夜里,使满怀忧伤的人们有了信心,并且用一种复杂而又迷人的语言跟他们娓娓而谈”(赫达雅特,《赫达雅特小说选》147)。正是这种对伊朗久远传统的敬仰之情,使他从废旧的瓦砾石头中看到了祖先们的智慧和力量,这里对“火”的想象和赞美,就是对民族文化源头的想象和赞美。作为民族文化的寻根者,赫达雅特推崇的是伊斯兰化之前以袄教为代 表的伊朗民族文化。
 综观《伊斯法罕半天下》全文,在作家对民族文化之根的追寻、对民族传统艺术的赞美以及对现实社会的鞭挞和批判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赫达雅特表现了这样的民族传统品格:简朴、自由、真诚和创造力。 
   
  《盲枭》:对民族传统文化衰落的悲伤 
   
  《盲枭》(又译《瞎猫头鹰》)是赫达雅特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表现方法创作的中篇小说。作品以象征手法表现了作家内在的主观感受,其内涵可作多层面的理解。 
  有论者认为,“《瞎猫头鹰》讲述了两个荒诞不经而又富于哲理的故事。……前者主要描写主人公‘我’对理想中的‘美’无限向往与追求,后者则着力表现‘我’对现实中的‘恶’的无比憎恨与厌弃。理想中的‘美’好似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即;现实中的‘恶’犹如泥潭,陷入其中,难以自拔。于是乎,只能得出悲观厌世,活着不如死的结论。这正是赫达雅特苦心孤诣所要表达的人生哲理,亦即《瞎猫头鹰》中所包含的深刻寓意”(元文琪61)。这是从抽象的普遍人生哲理层面理解作品的内涵。也有论者认为:“《瞎猫头鹰》的蕴涵十分深厚,反映的主题是多层次的。《瞎猫头鹰》反映出作者心中一种‘既希望又失望’的情绪。从一个层次上说,作品反映出作者希望现代伊朗能走出贫穷、落后、愚昧的泥坑,重新强大起来;然而,这种梦想在黑暗腐朽的现实社会面前彻底失落。从另一个层次上说,《瞎猫头鹰》不仅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更反映了作者在以西方物欲主义为代表的现实社会中,对人的精神依托的寻求。在这种寻求中作者希望用东方的传统精神重建人的精神价值,然而作者对这一希望又是十分绝望的”(穆宏燕17l-172)。还有论者联系社会现实,认为《盲枭》的主旨是“伊朗梦的失落”。联系赫达雅特所处的时代及其深沉的民族情感来看,我们认为《盲枭》表现的是对伊朗民族传统文化衰落的悲伤。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画面中美丽女郎是伊斯兰之前伊朗民族文化的象征。“我”执着地在笔筒上刻画,从通风口的窥视,陶罐上的画面,都是以象征性语言表达赫达雅特对民族传统的执著和向往。女郎的出现和随即死去、腐烂则是民族传统在现实中被窒息、丧失生命力的具象化表现。 
  此时,就在我的房间里,她把身体和影子全给了我。她那与尘世毫无关系的短暂而脆弱的生命,从那带褶的黑衣中缓缓地飘出来,从折磨她的躯体里飘飞到无所依托的影子世界,仿佛把我的影子也一起带走了。她的躯体却无知无觉,一动不动地留在了这里,成为蛀虫和地老鼠的美食。在这多灾多难、贫穷不堪的破房子里,在这像坟墓一样的房间里,在笼罩着我并渗入墙体的无穷无尽的暗夜中,我必须同一个死人——同她的尸体为伴,度过一个寒冷而漫无尽头的黑夜。(赫达雅特,“瞎猫头鹰”183) 
  这一段文字非常清晰、极富表现力地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伊朗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已经丧失,只留下现在的躯壳,礼萨·汗统治的伊朗割断了与民族传统的联系,只是蛀虫和地鼠的美食而已;而“我”必须在礼萨·汗的统治下,经历着寒冷而漫无尽头的长夜。“我”痛苦、悲愤,在鸦片吸食中麻醉自己。在麻醉的幻觉中“我”来到另一个世界:“我在一个崭新的世界中清醒,那里的环境气氛,对我来说十分熟悉和亲近,甚至比我以前的生活环境更令人感到亲近,好像是我真正的生活的反映。另一个世界,它与我是那样密切相关,我似乎回到了我的本源世界中。我诞生在一个古老,然而更加亲近、更加自然的世界”(赫达雅特,“瞎猫头鹰”196)。很显然,这里描述的是赫达雅特想象中的伊朗的原初文明世界。 
  小说后半部分同样以象征的人物和场景,表现伊朗传统文明的衰落是贪欲、追求物质欲望和享乐的外来文明侵蚀的结果。正是在这种外来文明的诱惑和腐蚀下,伊朗人放弃了伟大绚烂的传统。妻子的变化,苏兰小溪的干涸,都是这样的象征意象。人们都成了驼背、瘘眼、豁嘴的怪物。只有“我”在痴迷、执著地寻求伟大的传统,极力抵抗贪欲的诱惑,试图以民族传统唤醒国人,拯救民族。但“我”有那种力量么?我自身内部的贪欲也总在蠢蠢欲动,最终,获得的陶罐被人夺走,“我”也成为驼背、瘘眼、豁嘴的老头。赫达雅特的结论是悲观的,他看不到民族伟大传统复苏的希望,也难以承当起文化捍卫者的使命,他于1951年在巴黎自杀。 
  赫达雅特是一个有着强烈爱国热情的作家,他由衷地热爱民族文化,受到民族传统的深深浸润。他留学西方,但并不崇洋媚外,而是对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前途极为关注。他一生倾注很大心血收集民间故事、歌谣、谚语,曾编写过一本详尽的、供收集整理民间文学材料的工作手册,1931年出版了一本民间故事集,1933年又出版了汇集伊朗古老信仰和传说的《创造奇迹的国家》。 
  可叹的是赫达雅特生不逢时,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与他的价值取向尖锐冲突。他生活创作的时期,正是礼萨·汗统治伊朗的时期。礼萨·汗被称为“现代伊朗之父”,他推行的社会改革为伊朗摆脱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和现代化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他所有的改革虽然得民心,应天意,但都是以国王命令的形式强制推行。……他残酷镇压工农群众及自由民主派的反抗与斗争,在某种程度上讲,它是以野蛮的手段冲击强大而保守的传统社会,推行现代化改革”(王新中冀开运276)。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礼萨·汗造福于伊朗;从人伦情感的角度看,他的西化、世俗化的改革带来民族传统的失落,他的专制统治带给人们的是恐怖与灾难。这对于敏感的知识分子来说,体验尤为深刻。20世纪30年代后期,礼萨-汗的专制统治日益加强,推行其亲德反苏政策,残酷镇压进步力量。1936年,发生了迫害共产党人的“五十三人案”,致使五十三人中为首的埃拉尼博士被折磨致死,进步诗人法罗西惨遭杀害。书报检查更为严格。这种黑暗的政治统治和镇压措施在敏感的赫达雅特的心灵里投下阴影,他感到非常窒息。他的许多作品被禁止出版发行,《盲枭》在伊朗国内不能出版,只好发表于印度孟买;《哈吉老爷》直到1979年才被解禁;1950年世界和平大会邀请他出席会议,当局不予批准。他致电大会主席说:“帝国主义分子把我国变成了一座大牢狱,在这里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进行正常思维都被认为是犯罪”(张鸿年282)。 
  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再加上敏感脆弱的天性,使赫达雅特形成了悲观的人生态度。他往往从否定的角度看取现实和生活,创作的主要笔墨是描写假爱国者违背民族利益的行为,在嘲讽和谴责中表达民族危机意识。这样的民族忧患和人生伤感也与他自身的悲情经历和体验有关。1926年他在比利时求学时就写过一篇题为《死亡》的作品,赞颂死亡是痛苦人生的解脱,显示出强烈的悲观厌世倾向。因为喜好文学,违背父辈的安排,他与家庭断绝关系,不仅丧失了生活来源,只能以菲薄薪金维持独立生活,还得偿还与家庭之间的债务。这使赫达雅特更加孤独和内向,他没有什么朋友,也没有相知相恋的女性,终身未娶,过着清贫潦倒的生活。他曾满怀伤感地说:“我深感这个世界并非属于我,它属于那些恬不知耻、卖弄学问、巧取豪夺、骄奢淫逸之徒。他们就像在肉铺打转的饿狗,对世间和天上的统治者极尽摇尾乞怜、阿谀奉承之能事”(孟昭毅116)。追求真诚、自由和尊严的人在现实中没有立足之地,人生是悲苦和扭曲的。这种消极悲观的人生观使他认定现实是痛苦的,唯有死亡才能解脱。1951年4月,在无法排解的悲观绝望中,赫达雅特在自己的寓所里打开煤气自杀。自杀前,他将身边所有的手稿和材料全部焚于一炬,没有遗言,没有解释,表明他对人世、社会的彻底绝望,不抱任何幻想。 
  伊斯兰之前的波斯帝国幅员辽阔,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在赫达雅特身上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爱国情结,他以伊朗民族前伊斯兰时期的辉煌历史为自豪。然而,当他面对西方近现代工业文明和伊朗这个文明古国的没落时,便产生了一种难以言状的强烈的失落感,形成了一种难以排解的矛盾心情:一方面,他在理智上清醒地认识到20世纪的伊朗已经不可能再现昔日波斯帝国的辉煌;另一方面,他情感上却十分怀念并沉醉于伊朗古代文明的那份绚丽。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赫达雅特的思想认识超越于当时的伊朗社会,曲高和寡,知音难觅,一生郁郁寡欢。他留学欧洲,希望从西方的现代文明中寻找到什么。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已是卡夫卡和艾略特笔下的欧洲:物欲横流,人性异化,人们已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精神困境。这一切令赫达雅特十分失望。在对现实的失望中,他转而从前伊斯兰文化中寻求精神寄托。这是对民族过去的虚幻化和理想化,在伊朗专制严酷统治、异族虎势耽耽的现实背景下,赫达雅特对于民族未来的发展感到悲观迷茫,他宁愿驻足于过去的精神寓所。
  总之,赫达雅特的创作主题以伤感为基调,缺乏明丽的色彩。他着笔的往往是生活的阴暗面,抒发的是哀伤之情,表现的是理想与现实相悖的痛苦,但其中却融凝了现代东方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怀、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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