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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视角下的战争文本

来源::未知 | 作者:admin | 本文已影响
    内容摘要:越南战争是美国后现代社会里的一个历史片章,对美国文学产生重大的影响。越战作家的代表人物梯姆·奥布莱恩准确把握了时代脉搏,用小说的叙事方式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审视越南战争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不确定性、真实与虚构界限消弭、叙述文本和评论文本兼容、时空倒错等主要特征,找到越战文本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相似性。这些特征揭示出越战的混乱、非正义和不道德的本质。奥布莱恩因此受到作家、评论家和读者的高度赞誉,被认为是当今美国最优秀的越战小说家。 
  关键词:越战文本 后现代主义 不确定性 真实与虚构 叙述文本和评论文本 时空倒错 

   
  战争文学在美国文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斯蒂芬·克莱恩描写美国内战的《红色英勇勋章》到海明威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永别了,武器》,再到诺曼·梅勒刻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裸者和死者》以及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等,无论是思想深度还是艺术成就都为美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些小说勾勒了美国战争小说特征的流变脉络:克莱恩侧重表现士兵在战争(环境)面前人的主体性丧失;海明威着力描写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身心创伤和思想迷惘;而梅勒和海勒更多地是把战争看成是时代和社会的缩影,揭示人性压抑、社会和自我异化以及社会荒诞。描写越南战争的美国小说不仅涵盖上述绝大部分特征,而且还为美国战争文学注入新内容。一些越战小说采用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不确定性、真实与虚构界限消弭、叙述文本和评论文本兼容、时空倒错等主要特征的创作手法全面审视越战本身、战争的施事者(士兵)以及战争之外的诸因素,反映越战的混乱、非正义、不道德和创伤性的本质,为丰富美国战争文学的思想内涵和审美策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梯姆·奥布莱恩就是在后现代主义视角下书写越战文本最有成就的作家。 
  越南战争为美国催生了一大批作家和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成为美国战争文学的一支生力军,它们在发扬传统战争文学精神的同时又创造出新的意义。罗伯特·斯通的《狗士兵》(另译《亡命之徒》)、拉里·海涅曼的《帕科的故事》、梯姆·奥布莱恩的《追寻卡西亚托》都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被视为美国文学的经典文本,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其中,奥布莱恩是目前被学界谈论最多的越战作家(王海燕甘文平167),而且被称为“我们拥有的最好作家之一。” 
  奥布莱恩1946年10月出生于明尼苏达州。他迈人大学校门时恰逢越战爆发,国内一片喧嚣。征兵服役和逃避兵役两种现象在美国青年中并存。在此氛围里,一直思考政治的奥布莱恩变成一个温和的反战积极分子,因为他认为这场战争是“糟糕的构想和道德上的错误”(Herzog 14)。因此,他一度想过逃出美国以躲避战争。不过在“义务、养育之恩,或爱的需要”等各种复杂因素影响之下,奥布莱恩还是不情愿地于1969-1970年奔赴战场。即便如此,因上战场而感到负疚的情绪一直陪伴他终生。战前的思考、战场和战后的见闻以及回国的反思成为他文学创作的源泉。特殊的思想履历和切身的战争感受滋生了奥布莱恩创作中的“越战情结”,促使他一生不懈地深思和书写越战。 
  到目前为止,奥布莱恩共创作了《假如我死在战区,把我装箱船运回家》(1973年)、《北极光》(1975年)、《追寻卡西亚托》(1978年)、《核时代》(1985年)、《他们携带的东西》(1990年)、《林中之湖》(1994年)、《恋爱中的托马斯》(1998年)等7部长篇小说,l部中篇小说《越南在我心中》(1994年)以及若干个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从多角度向读者展示越战对美国社会和民众以及家庭和个人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奥布莱恩主要采用后现代主义手法揭示越战本身及其后现代主义特质,实现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圆满融合。 
  后现代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政治格局嬗变、工业社会向纵深发展、科技和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盛行的产物。在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已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流派,涌现出一大批作家,他们在主题思想和写作手法方面做了大胆的创新尝试,为读者提供更多新的思索空间。 
  概括起来,后现代主义文学大致有以下主要特征:不确定性,包括文本意义指向和文本文体属性等的不确定性等;真实与虚构界限的消弭,把历史事实与作者的想象虚构杂糅并置,并模糊二者的界限;叙述文本和评论文本兼容,作者不时“闯入”文本并与之对话,有意地向读者透露其创作行为;时空倒错,破坏时空的原生态特质,创造出任意拼贴或互文的话语。从这些视阈出发,可以发现奥布莱恩成功地构建了若干个后现代主义战争文本。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不确定性特征是当代相当一部分作家和批评家们的共识。后工业时代的哲学社会思潮与以前大相径庭,为人们萌生不确定性意念提供契机。批评家们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对其做出异曲同工的阐释。哈桑认为,后现代主义有两大“主要和本质的趋势”,其中之一是“不确定性”(Hassan 89)。在后工业社会语境下,被视为绝对和普遍接受的知识和真理的宗教、科学、艺术和现代主义等元叙述出现“合法化”危机,受到质疑和挑战(Strinati 227),正如利奥塔所说,“简至极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元叙述的不可信”(qtd.in Carroll 70)。奥布莱恩的越战小说是迄今为止把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表现得最为彻底的战争文本。 
  奥布莱恩笔下越南战争的不确定性首先表现在战场前线和后方的不确定性。越战不同以往任何战争的主要表征是其绝大部分战役的“无序性”和“不规则性”。越南的地形崎岖,森林众多,道路蜿蜒狭窄,因此相当多的战役不可能在平原进行,而是在“规范战场”以外展开,因此作战双方、特别是美方就不能按照传统“元叙述”模式制订战争攻略。正如唐·瑞恩拉尔达后来评论的,在美军倚仗其传统的作战思维和先进的武器时,“与之相反,越共更多的是按照后现代主义文学方法组织起来的”(Ringnalda 11)。具体说来,虽然美军依靠其强大的炮火力量——飞机、大炮、坦克、机枪等试图摧毁敌人,但越南军队利用“借力发力”的套路,采用“反向的线性平衡”战略作战——美方投放炸弹越多,炸出的防弹小道就越多(Ringnalda 38),越方移动就更灵活。所以,传统的武器不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因素,相反,它有时甚至是很微小的因素。越军扬长避短,把战争引向平地以外的任何地方,充分利用地形的优势与对方周旋。他们是本国的地形专家,可以把任何地方作为战场;对美军来说,想在平原作战,大显其武器神威的想法早已失效。他们对越南的地形一无所知,因而面临随时遭伏击的危险。在这些不确定因素面前,《追寻卡西亚托》里的美国士兵很快地认识到这是一场“没有前线,没有后方,没有平行整齐排列的战壕”(O’Brien,GoingAfter Cacciato320)的战争。因此,从后现代主义叙述特征看,这场战争过程是非线性的“书写”,是“一种 
地形学上的后现代主义文本”(Sheehan 679)。 
  不确定性的第二个表现是战场上“敌人”的不确定性。战场界限的缺失自然导致美军无法轻易发现真正的敌人。美军的侵略行径遭到越南的全民抵抗。他们全民皆兵,既时隐时现又无处不在,且以各种方式隐藏武器。故而,美军时常如身处无人之境,时常如身处对方的汪洋大海。他们找不到真正的敌人,最后丧失理智,见人就杀,无论老少。无怪乎在被问及在“美莱大屠杀”中为何要屠杀越南母子甚至婴儿时,部分美国士兵回答:“他们可能攻击[我们]。他们身上可能有一枚装满炸药的手雷。母亲可能会向我们扔炸弹”(O’Brien,“The Vietnam in Me”52)。除了越南军民以外,还有一些不确定性的事物也成为美军的敌人。越南人充分利用各种人工和天然屏障消解美军的火力威力,他们想尽办法将一切变成对付敌人所谓的武器“权威话语”论:挖地道,修碉堡,把山、沟、树当掩体,把泥泞的农田当陷阱,把小路当战场。美军如临四面楚歌:经常因迷路而遭暗杀;因误入埋伏圈而丧命;因陷入泥团不能自拔而送死。《追寻卡西亚托》记录了美军的这种窘境:他们懊恼、恐惧而无所适从,好不容易在询问越南中校究竟谁是美国士兵真正的敌人时,得到一个既令人吃惊又似乎意料之中的答案:“战士只是土地的代表。土地是你们真正的敌人”(O’Bfien,Goingafar Cacciato 107)。 
  真实与虚构界限的消弭是后现代主义作品特征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元叙述的合法化危机自然也指向历史文本。福柯认为,历史只有通过重建其话语才有意义(7)。历史是文献和记忆的文字合成,文献已被认同为文本化的历史(Veeser 20),因而其本身涂上了真实和虚构的色调;记忆的意义本身具有不准确性和不明晰性的“延异”特征,记忆的“能指”符号在无止境地追寻其“所指”意义。个体记忆尚且如此,群体记忆更不需赘言。越战给美国士兵带来无尽的创伤。奥布莱恩既是越战的见证人,又是那段历史的记忆者,也是战争的受害人。因此他在书写越战历史时一方面试图忠实“记录”它,另一方面还要辅以记忆,同时更要试图洞悉其他士兵心中“真实”的越战历史和记忆。于是,三者交融,历史和记忆混合在真实和虚构里。 
  小说《他们携带的东西》是关于战争期间和战后美国士兵经历的沉思,是一部越战回忆录和自传性作品。小说的主人公兼叙述者与小说作者同名同姓,也叫梯姆·奥布莱恩。他是个作家、士兵和小说的叙述人。他在叙述自己的军旅生活,描写战友和战场情形的

同时不时地回忆自己的过去。很多人认为这是一部自传性作品。因为小说的叙述者奥布莱恩和作者奥布莱恩身上的相似点很多:同样43岁;和自己的妻子及一个女儿住在马萨诸塞州;同是写战争小说、特别是写名为《他们携带的东西》小说的越战士兵;而且是获奖的短篇小说“谈勇气”的作者;受过两次伤;回国后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等。但是在一次访谈中作者奥布莱恩说:“我把我个人的特性融入这些故事里。我在书写它们,然而一切都是虚构,包括[小说中的]评论”(Naparsteck 8)。关于作者本人是否真的到过美加边境问题,作者在一次讲座中承认:该故事是虚构的。由此读者可以推断,该小说既是真实的奥布莱恩、也是虚构的奥布莱恩的自传式战争回忆录,同时更是二者的结合:三种视角向读者展示作者/(普通)士兵心中那段战争的感受。孰真孰幻?虚实难辩。或者,虚实与否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叙述者和创作者(或合二为一)“复制”记忆时的真切体验。也许读者关注的是小说叙述人的事实“真实”,但作者聚焦的是叙述的情感真实,正如小说中其他几位士兵一致认为的,“讲故事成为记忆的表现方式,是对过去的一种心灵净化”(Colella 10)。所以,奥布莱恩告诉读者:“我想让你感受我的感受。我要你知道为什么故事/小说的真实有时比发生的真实更真实”(Herzog 30)。但是,真实与虚构界限的消弭不是作者在有意“游戏”创作,而是美国士兵对待越战的复杂心态,越战本身的诸多不确定特征及其对士兵的影响、记忆本身特质等真切状态的客观反映。 
  类似的例子在小说里比比皆是。例如,作者在小说的“注释”章节中写到,“谈勇气”(也是其中的一个章节)是在诺曼·鲍克(小说里的一个人物)建议下于1975写成。鲍克写信给奥布莱恩,希望他写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但不能用真名。鲍克在信中还说他读过奥布莱恩的第一部小说《假如我死在战区》,并做了短评。后来,奥布莱恩说他本想把“谈勇气”一章放到《追寻卡西亚托》里,但后者是一个战争故事,而“谈勇气”是一个战后的故事,因而还是留在《他们携带的东西》里(O’Bfien,The Things They Carried 155-159)。不难看出,上述叙述中的真实成分很多:“谈勇气”的章节确实存在;它是《他们携带的东西》的一章;《追寻卡西亚托》确实是关于战争的,因为它记录了一位美国士兵放哨时的沉思、回忆和幻想;《假如我死在战区》是奥布莱恩的第一部作品。可是,在一次访谈中奥布莱恩坦言“一切都是虚构”(Naparsteck 7-8)。如果作者的话语是“权威”,那么故事人物诺曼·鲍克这个“能指”符号找不到“所指”意义,是一个虚构的士兵。他并不存在,也许是其他战士的代表,是他们思想的传话人。再者,关于“谈勇气”一章的“归属”问题,也许奥布莱恩没做如此思考,但至少表明他在创作时对信息的分配、自己和他人记忆的取舍、想象与可能的融合和协调等做过类似的构画。另一方面,如果读者想颠覆作者的“权威话语”——视诺曼·鲍克这个能指符号为真实的在场——其真实的存在也有可能。总之,这些“可能”都有可能是事实。 
  叙事文本与评论文本兼容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主要实践策略。后现代主义小说是一种“对整个叙述方式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小说(Hutcheon 113)。也就是说,小说的本质是虚构,是元小说(Gass 25)。《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的主编艾默里·艾里奥特干脆把后现代主义等同为元小说(Elliott 198)。作家的任务就是把文学虚构的一面展现给读者。越战中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和越战记忆的真伪难辨促成奥布莱恩创作了许多游戏文本,但它们都是作者认真生成、业已成为人们了解越战必读的权威文本之一。 
  作者与文本的对话叙述策略是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约翰·福尔斯、库特·冯尼古特、约翰·巴思等普遍使用的方式,但在战争小说中奥布莱恩恐怕是最出名的一个。他在大部分小说里都使用了对话的叙事策略,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小说《林中之湖》。
  《林中之湖》共有31章,由三个文本世界构成。第一个是叙述文本世界,共23章,其中7章的标题同为“证据”,但内容迥异;其它几章标题各不相同。这部分内容主要包括男女主人公在林中湖边的短暂生活、男主人公约翰·韦德的越战回忆及其对战后婚姻生活的负面影响、家庭生活、妻子凯西从对韦德绝望到自己失踪、韦德及当地警方共同寻妻、他本人失踪等。小说以他俩的先后失踪结尾。“证据”的章节由各种文体构成:访谈片断、回忆录、书 信、历史书和其它文学书中的摘录、士兵的证词,覆盖的话题有关于韦德的性格描述、越战场面刻画、美军对越南平民的施暴经过、越南人民的死亡情况、韦德的心理创伤和负疚感以及对妻子的负面影响等,牵涉的人员有韦德本人、妻子、妻子的母亲和姐姐、韦德的战友、当地警方、以及《创伤和恢复》的作者朱迪斯·赫尔曼、小说《拍卖第49批》的作者托马斯·品钦和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等真实的文学和历史人物。小说的第二个文本世界是叙和论联合的世界。它又由8个标题都是“假设”、但内容不同的章节构成,向读者分析韦德和妻子下落的种种可能性。第三个世界是由133条“注释”构成的一个“附加”世界。这之中既有对前两个世界内容的补充说明,又有对它们的直接评论。这三个世界里的三个“声调”交相辉映,形成一个非线形的、跳跃的、交叉不断的时空景观,构成小说的全部。小说以“假设”一章结束,最终没有告诉读者两位主人公的下落。 
  “注释”部分虽然大多以“附属”形象出现,但有7个注释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们都是作者直接“闯入”文本的声音,而且左右着小说的意义指向。它们既确定又模糊其他部分的文字意义。这7条注释中有3条尤为重要,因为它们基本上构建了小说主题思想。 
  当小说进展到十分之一,告诉读者凯西离奇失踪后,奥布莱恩突然从“注释”21中“浮现”并说话。“是的,我也是一个理论家。传记作家、历史学家、中介——你想叫我啥都行——即使经过了四年的艰苦努力,留给我的仍只不过是推断和可能性。约翰·韦德是个魔术师;他不会泄露许多诡计。而且,有某些谜贯穿生命本身、人的动机和欲望。在这个[小说]叙述里,即使有很多东西——行为、言辞、思想表面看起来是事实——但最终肯定会被认为是一个对事件的辛苦而富有想象力的重构。当然,我试图忠实于证据。但是,证据不是真理。它只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如何,凯西·韦德永远地消失了。如果你需要答案,你必须越过这些书页向外看。或者,读一本不同的书”(O’Brien,In the Lake of the Woods 30)。这个注释向读者传递四条信息:第一,作者在与文本和读者对话,读者必须倾听作者的声音。第二,文本的一切都不是真的,只是推测和可能性。第三,韦德本人像作者,善于“虚构”事情,这为读者了解凯西和他本人先后失踪(的事实)的原因或可能性埋下伏笔。第四,作者再次强调,文本之内无答案,答案在书外:一切只有可能,没有真理。读者的阅读期待立刻被作者所指引:一方面知晓小说的“所指”意义就是小说写作的过程;另一方面明白小说的引用文字和提出的问题等皆为“能指”符号,没有也无法找到真正的意义或答案的所指。 
  小说的第二个注释例子在结构和主题上起着承上启下的功效。小说发展到一半,韦德告诉凯西的姐姐凯西失踪的消息,并穿插关于美军在越南多个村庄制造暴行时,作者通过“注释”66再次走进文本,对昔日越南的一个村庄发表评论,也同时把读者从文本世界领入现实世界。这条注释的重要性在于,作者向读者表明他创作该小说时力图忠实历史的一个细节;同时表达自己对越战的鲜明态度:美军的残暴令人愤慨至极,越南人民的善良令我们外国人深感汗颜!这是男主人公和作者本人的心声,也是小说的主旨之一。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韦德本人的谜失下落。因此,作者的内心独白不仅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作品的主题思想,而且将之深化到更高更广的层面。 
  在遍寻凯西未果且韦德也不见踪迹,二人的下落成谜时,小说在最后一章“假设”里用或叙或评的方式对他们的下落提出种种假设,令韦德与凯西的失踪变得不可信了。小说进行到此似乎可以止住,但是最后一个——第133个注释把读者和文本引向一个普遍意义上不可知性的空间:“我的心告诉我就此停住,给出某种平静的祝福并宣告结束。但是真理不让这么做。因为没有结束,幸福的或其它什么的。没有事情是固定的,一切没有解决。……模棱两可可能是令人不满意的,甚至令人生气,但这是个爱情故事。……我们的下落是不确定的。所有的秘密通向黑暗,而黑暗的那边只有也许”(O’Brien,In the Lake of the Woods301)。换言之,一切都是开放、不断延展和不确定性的:包括两位主人公的归宿、文本的意义、文本写作过程,乃至我们自身。这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美学特征。 
  时空倒错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艺术的又一个美学追求。后现代主义文学打破传统的线性叙述模式,将过去、现在和将来拼贴在一起,构建一个混乱的艺术世界,但它形象地表达了特殊时期和特殊环境里人物心理现实的真实存在。由于越战战场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美国士兵没有明确的目标,加之相当多的士兵对战争的性质不甚了解,有些对战争心存恐惧,甚至想到如何逃离战场,因此他们没有自制权和制他权,他们的思想世界无法呈现清晰的图景。这样,外面的物质世界和人物的内心世界达到契合,时空倒错的写作手法便成为二者之间的最佳桥梁。奥布莱恩就是该桥梁的建造者,小说《追寻卡西亚托》是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作。 
  《追寻卡西亚托》为读者编制了一张相当复杂的时空经纬网,把读者领入一个由时空为原料的纷繁闪动的拼贴世界。小说的故事背景位于越南战争期间越南广义省朱莱的一个海滨,
小说内容讲述了一名美国士兵保罗·柏林在瞭望哨塔上从深夜到黎明单独值勤六个小时的回忆和幻想。在时间维度上,保罗的回忆与幻想的思维触角从他的此在伸向他的童年和未来的六个月;在空间向度上,他跨越几千里,从越南到美国,又从越南到老挝、缅甸、伊朗、希腊、德国等一直西行到法国。但这些触角的延展和跨越并非在线性层面完成,而是制作于时空经纬的频繁交错之中。 
  小说共分46章,由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世界构成。“过去”是保罗的回忆世界:包括近6个月来剪不断理还乱的战争经历,如对越南人民实施集体屠杀、自己战友的阵亡;自己的恐惧和负疚心理、卡西亚托要离开战场步行到正在举行和谈会议的巴黎;给家人写信、自己参军前的学生生活、交女友和打棒球、国内的反战浪潮等。“将来”是保罗的幻想世界:想象卡西亚托出境越南西行,保罗与其他几个战友一道踏上追寻卡西亚托的征程,历时6个月,行程达8600英里。在通往巴黎途中,他们不断地得到卡西亚托的关照;保罗遇到越南姑娘并跟她一见钟情、在地洞里碰到一名活着的敌人并与之讨论战争内容;在伊朗保罗目睹一名开小差的年青人被斩首;几次被他人怀疑是逃兵而遭遇危险;保罗与越南姑娘在巴黎的豪华宾馆会议厅举行巴黎和谈;他们到卡西亚托的住所准备捉他归案,但保罗觉得住所里没有,自己浑身哆嗦,尿湿了裤子,竟然又回到越南和老挝边境。“现实”就是保罗身处的嘹望哨塔:深夜时分,四周静谧。保罗时而茫然地望着哨塔旁围有铁丝网的海滩,陷于遐思;时而计算自己余下的服役天数。现实的哨塔成了小说的支点,平衡过去与将来的两极。 
  然而,这三个“视点”并非历时地共处一个平面,而是共时地杂呈,形成立体拼贴画。小说有10章以“嘹望哨塔”命名,不规则地分布在第2、5、8、12、19、28、30、32、42和45章,另有3章冠以“想象的飞翔”,点缀在第27、36和40章。带有“巴黎”标题的想象章节有16个,分别为第3、6、7、10、13、15、17、18、21、23、26、29、33、38、43和44章。其余15章是“战争及其他回忆”,还有一头一尾,同为“追寻卡西亚托”的两章:首尾呼应,将过去、现在和将来三重世界连在一起。如果把“过去片段”拼连起来,它向我们展示了越战时期美国社会的一角以及越战残酷的本性;假如将“未来断章”续成一体,读者清晰地看到一条完整的追寻卡西亚托的脉络;设若合拢“现实短片”,读者又能准确地把握主人公前后左右跳荡的思绪:现实蕴涵着恐惧,恐惧在追忆过去和想象未来中复显;现实的恐惧萌生逃离战场之意,这在想象世界里变成现实;战争的负疚感(回忆)幻化为对和平的渴望和对爱情的憧憬(想象)。小说就是这样将时空打乱,为读者制造了一个亦真亦幻、混乱与逻辑界限模糊的真实的艺术世界。它是主人公保罗当时内心世界的真切表征,而保罗既是众多美国士兵中的一个符号,又是一个真实的代表。同时,他更是作者奥布莱恩的代言人,因为在作者看来发生在保罗·柏林身上的现实和可能都是越战本质的一部分。 
  著名批评家布里莱恩·迈克黑尔说,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主旨是本体论的,即什么是文本存在的模式?文本投射的世界(或多个世界)存在模式是什么?世界是什么?(McHale 9-10)奥布莱恩用小说回答了越南战争是什么以及文本反映的越战是什么等后现代主义小说共同关注的问题。他首先洞悉越战这个战争世界的后现代主义本质特性,然后用后现代主义小说文本准确地外化越战的本质,以及越战期间一些美国士兵的内心世界,做到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完美契合。但是,透过这些技巧特征,读者仍然能够洞悉这些文本的共性主题:对美国士兵而言越战一场混乱、非正义、不道德的战争,它给越南人民、美国士兵和家庭带来严重的心理创伤。奥布莱恩的越战文本书写成为越战历史书写的一部分,是读者了解越战历史必不可少的文学资料,而他杰出的小说艺术令他跻身于美国最优秀的后现代主义作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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