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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文化视野中的近代文学变革

来源::未知 | 作者:admin | 本文已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近现代文学研究整体思路的转变,大众传媒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问题逐渐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探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学术界寄予厚望的理论场域中,虽然不乏精细的微观研究,却一直未能出现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研究成果。一般而言,制约研究取得突破的阻力往往来自于某种既定的理论模式,而理论模式的权威性则体现在具体的研究范型之中。对研究进程做一简略回顾我们会发现,十余年来围绕着这一论题先后出现了以下两种研究范型:一是将大众传媒(特指近现代报刊)视做一种借以重返历史现场的史料,通过对“原汁原味”的报刊之文与历经“增删校订”的文集之文进行对比分析,来梳理文学及文学研究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历史流变脉络,以期为“重写文学史”提供更为坚实的依据;二是从技术的角度对传媒加以观照,在对文学文本的编辑、出版、流通等环节做一深入考察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大众传媒这一深具现代意味的文学组织形式在文学生产传播机制中所发挥的作用,其目的就在于凭借这种技术化的视野,使被既往的思想、政治等主导性阐释模式所遮蔽的文学史实得以呈现。
  可以看出,这两种研究范型均鲜明地反映出90年代近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取向:规避文学研究中的宏大叙事,倡导“回到文学自身”。然而问题在于,由于研究者们过于强调文学的自律性,在处理文学与大众传媒的关系问题时势必就会形成一种单一化的视野。换言之,他们是立足于文学的立场看待传媒,未能将其置于本体的地位予以考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近现代大众传媒所蕴含的文学史价值。那么,如何才能克服这种“瓶颈”现象,使研究趋向深入呢?陈平原先生曾敏锐地指出,问题的关键即取决于“研究者的阅读姿态与理论预设该做何调整”?①。
  在这种情势下,蒋晓丽教授的专著《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巴蜀书社2005年6月版)无疑会带来重要的启示意义。这部著作将文学与传媒的关系问题追溯到了近代,由其发生而反观二者之间的复杂关联,着力于探究近现代文学断裂与延续、雅俗转换的传媒动因,所用史料丰富翔实,理论建构深邃周密,提出了一系列富于洞察力的新知新见。尤为重要的是,作者所运用的“ 传媒文化视野”这一崭新的研究范式突破了既有理论预设的羁绊,真正将传媒与文学这两个范畴置于平等的地位加以探察、思考,切入了论题的核心内涵,从而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示了新的发展方向。
  蒋晓丽教授兼具文学与新闻传播学的学术素养,这种跨学科的学术背景使其对“大众传媒”的理解更为全面、深刻,这首先即体现于她对“传媒”与“传媒文化”这两个概念所做出的辨析、区分。在她看来,传媒的位置是二元的,既是近现代社会变革的结果,又是时代发展的驱动力。最初,作为现代化产物的大众传媒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工具’的作用,成为了文化和文明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技术本身已兼具‘目的’和‘手段’的双重甚至多重意义,已不再是‘中性’,而代表着一种权力和意义,对社会、对文化的渗透无所不在。 ”?②在此基础上,大众传媒进而生成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较之作为技术工具的大众传媒而言,传媒文化对近现代文学所起的作用则更为突出,它实际上已成为近现代文学变革的一种重要推动力。因此,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近现代中国文学不可避免地存有传媒的深刻印记,其自身的某些特质须追溯到与传媒的复杂关联中才能够得到合理的阐释。在这一意义上,传媒就不应再被视为一种文学的外部影响因素,二者之间实际上存在三大关系,即:因果关系,依存关系和互动关系。若要深入理解文学与传媒之间的这三种关系,无疑须追溯到其发生的源头,这也正是作者将论述时限定位于近代的原因所在。
  《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从传媒的视角切入了近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现代、传统之争,在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进程中,近现代传媒与近现代文学相继生成,其间的种种纠葛大都缘自于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离合纷争。在以往的研究中,关于20世纪初中国文化与文学的转型存在“断裂”说和“延续”说这样两种观点,学术界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蒋晓丽教授认为,无论是“断裂”说还是“延续”说都仅仅道出了史实的一个侧面,其实中国文学传统发展到近代既有断裂又有延续:断裂的是高雅的文人正统文学和文言表述方式,与此同时,古代的俗文学、俗文化却获得了发展的契机,完成了现代转换的任务。而在这断裂与延续之间,传媒文化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她提示我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古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一直存在雅俗之间的对峙与互动,那么为何从未实现过雅俗之间的逆转呢?原因在于占据主流的文学传播方式只适用于雅文学,这就使得俗文学千百年来得不到广泛的接受和认同,只能安于文学等级结构中的次要地位。到了近代,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与通俗文学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大众传媒逐渐崛起,借助于这一新兴的传播方式,通俗文学方能流传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并在种种新锐的文化思潮的推动下演化成为一种深具现代意味的文学形态。与之相反,传统的雅文学则因失去了传播媒介的支持而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这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是传媒文化的兴起加剧了现代与传统之争,继而推动了近现代之交的文学变革。

自然,传媒文化对近现代文学的断裂与延续、雅俗转换产生重大影响,这并非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存在着深刻的时代动因。蒋晓丽教授将这种动因概括为传媒话语权的确立。她指出,在古代话语权的归属和分配其实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一切均处于封建等级制度的掌控之下,信息的传递是一个垂直的单向度的过程。在这种条件下,传播渠道、信息环境本身并不具备独立性,因而也就难以参与到社会权力的建构当中去。在近代中国,风起云涌的时代变革促使宗法制日益瓦解,各种政治力量、文化力量皆处于分解重组的关键时刻,此时对话语权的争夺就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焦点,于是充满公共色彩的大众传媒随即成为它们进行权力角逐的主要场域,传媒话语权也因此得以确立。作者认为,传媒话语权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它“打破了封建正统文化的垄断地位”,“不仅破除了专制统治的神秘性、权威性,也形成了社会的制衡力”;其次,“改变了文化传播形式,扩大了受众群体和社会层面,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接受传播的权力,拓展了人们的认知空间,促成了新的价值系统的形成”;再次,“突破了传统精英文化独霸的格局,使大众文化得以进入主流。”?③话语权的强大功能使大众传媒的内在特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于是,传媒不仅在近代的雅俗转换中对通俗文学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其后它更以文化主体的身份介入了文化与文学的创造进程,使传统通俗文学演变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而这对近现代文学的形态和生态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蒋晓丽教授指出,传媒话语权对文学形态和文学生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改变了文学诸要素的存在方式及其相互关系,从而使得文学的生产和消费形式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她从文学的言说样式、传播方式以及西方文学的译介、近代文体的产生、作家群体、文学流派、文学运动等方面对此做出了详尽的阐述。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过渡一向被视做近现代文学革命的先声,但其中的转换细节却很少有人提及。在作者看来,首先是近代报刊的兴起引发了小说的普及和兴盛,而小说的传播使得长期被视做“低俗”语言的白话文日益受到重视,这便对呆板沉滞的文言文表述方式构成了挑战,加之百余家白话报刊的相继创办,最终使得白话文逐渐取代文言文成为主要的文学语言。文学语言的转换自然要求文学传播形式做出相应的变革,于是副刊、文艺报、文艺期刊便成为“传播文学的主流媒体”,并与新兴的现代出版业一起广泛引介西方文学,为处在萌芽阶段的近现代中国文学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在西方文学和现代报刊文本形式的影响下,“新闻文学 ”、“时务文体”、杂文与小品文、纪实性社会小说等新型文体应运而生,这表明传媒因素已渗透到文学的内部结构当中,肩负起“给文学编码”的任务。与此同时,传媒文化也对文学的创作主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稿酬制度的建立使职业作家从文人群体中分化出来,而鸳鸯蝴蝶派的诞生则标志着近代大众文化市场的形成,从“文界革命”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系列文学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也都是以现代意义上的报刊作为“阵地”和“舞台”。这其实昭示出,20世纪文学史上文学商业化、作家职业化、文学社团化的发展趋势均同传媒文化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
  在对近代文学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复杂关联进行深入探讨的基础上,蒋晓丽教授将思路进一步延伸,提出了一个反思性的问题,即:以传媒文化作为生成背景的现代通俗文学何以未能成为20世纪文学的主流?她指出,在之前的研究中,学者们倾向于将通俗文学的文学史地位与社会氛围联系起来,以为在“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语境中,“文学工具”论的价值观势必会抑制通俗文学的发展。其实较之社会环境而言,近现代之交,雅俗观念的再次分化对通俗文学所形成的冲击则更为强烈。这是“洋雅”与“土俗”之间的对峙,由于“‘洋精英’立场的误导,阻断了中国‘雅’与‘俗’转换的文化机制,破坏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转换与生成机制”,由此削弱了文学的自身创造力,并“造成了当今中国文论界严重的失语症。 ”?④蒋晓丽教授从近代文学研究反观文学的历史流变,对当下的文学问题所做出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借助于史料细致地描述文学史的展开细节,同时又不拘泥于文学现象所呈现的表面逻辑,而是力图透过繁复的文学史实去剖析历史发展中的矛盾和悖论,这种学术思想的穿透力显示出作者所具有的人文关怀意识和理论构建能力。
  以探察近代中国文学断裂与延续、雅俗转换的传媒动因为切入点,始终把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反思作为思考的中心,《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从传媒文化的视角审视、阐述了近代文学变革的曲折历程。这部著作的意义是双重性的:一方面,通过梳理文学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复杂关联,揭示了近代文学久被遮蔽的另一种形态,从而丰富了我们对于文学史的理解;另一方面,又以“传媒文化视野”这种崭新的研究范式昭示出文学与传媒关系研究所蕴含的广阔学术发展空间,为这一研究领域提示了新的发展方向。
  
  ?注释:
  ①陈平原、山口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567页。
  ②③④蒋晓丽:《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13页,第21-26页,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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